江南的梅雨季，墙角的青苔湿漉漉地往上爬。老塾师坐在檐下，手里摩挲着一本边角起毛的旧书，望着天井里渐渐密起来的雨丝。这镇子叫榆木镇，镇西头的米铺掌柜和镇东头的茶商，恰巧在同一天办了丧事。

米铺的吴掌柜是夜里去的，无声无息。茶商陈老爷却是吊死在自己茶山的一棵老茶树上，发现时，舌头都青了。镇上的老人摇着蒲扇说：“积攒不义之财的，不得长久；义人的根基却是坚固。”这话原是老塾师年轻时教过的，出自《箴言》。

老塾师记得吴掌柜。三十年前，他还是个挑着米担走街串巷的后生，担子一头总压着本破旧的《千家诗》。夏日午后，他常躲在塾馆窗根下听讲，听得入神时，扁担倒了，米撒一地也不觉。后来他开了铺子，头一年收成不好，乡人拿瘪谷来换米，他总给足分量，临了还舀一勺米糠，让人回去喂鸡。他说：“手勤的，必要富足；手懒的，必致贫穷。”他仓库里的米，从来堆得实实在在。

陈老爷却是另一番光景。茶山原本是好几户人家的祖产，他连哄带吓，压低价一点点蚕食。有户姓林的人家抵死不肯卖，他便趁人儿子染了疟疾，假装好心借钱，利滚利，最后把那片向阳的坡地也吞了。镇里人私下说：“隐藏怨恨的，有说谎的嘴；口出谗谤的，是愚妄的人。”这话，老塾师在陈老爷来捐香油钱时，望着他那张总是带笑的脸，心里默念过好几回。

雨渐渐大了。吴掌柜的灵堂里，来吊唁的人挤得挪不开脚。卖豆腐的、打铁的、撑船的，多是些粗人，眼圈红着，说不成整句的话，只反复念叨着“好人”。他的儿子，一个清瘦的年轻人，跪在棺旁，有人悄悄往他袖子里塞碎银子，他推回去，那人又塞回来，低声说：“你父亲当年，也是这样对我的。”

陈老爷的灵堂就冷清多了。白烛燃得噼啪作响，几个伙计缩在门边，眼神飘忽。他那从省城赶回来的儿子，穿着洋装，皮鞋锃亮，正和账房先生低声核对各地的债款与货款，声音压不住地透着急切。偶尔有镇上的体面人来上香，脚步匆匆，仿佛沾了晦气。

老塾师撑着油纸伞，慢慢踱过湿滑的青石板路。他想起了吴掌柜生前最后一个秋天。那时稻子刚收完，吴掌柜忽然来找他，从怀里掏出个蓝布包，里头是十几块银元。“先生，”他有点不好意思，“我想在镇口那棵老槐树下，摆个大陶缸，夏天施茶，冬天施粥。您学问大，给写几个字吧。”

老塾师给他写了“甘泉”二字。吴掌柜看了半晌，说：“义人的勤劳致生；恶人的进项致死。先生，我有时怕，怕自己还不够‘勤’，配不上这‘义’字。”

雨幕里，老塾师仿佛又看见那个微微佝偻的背影，在槐树下小心翼翼安置陶缸的样子。缸里的水，总是满的。挑水的长工说，掌柜自己天不亮就去溪边挑第一趟。

而陈老爷的茶山，今年春天出了一件怪事。那片从林家夺来的坡地，原本出产最香的云雾茶，忽然在一夜之间，茶树枯了大半。茶工都说，看见过林家老头（死去好几年了）的影儿在坡上转悠。陈老爷当时嗤之以鼻，高价从外地急购茶青填补。可茶做成后，运出去的船队在江上遇了风浪，连船带茶沉了个干净。那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“福祉临到义人的头；强暴蒙蔽恶人的口。”老塾师走到镇口的槐树下，雨打树叶沙沙响。那个施茶的陶缸还在，被雨水洗得发亮。旁边不知谁放了一把野姜花，素白的花瓣沾着水珠。

他站了很久，直到雨势渐歇。西边云层裂开一道缝，漏出些昏黄的光，斜斜照在吴家米铺褪色的招牌上，也照在远处陈家那高耸却空荡的茶行阁楼上。巷子里传来孩童追逐的嬉笑，夹杂着母亲呼唤吃饭的拖长乡音。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瓦缝里钻出来，湿重的空气里，有了米粥的淡香。

老塾师合起手中那本始终没有翻开的旧书，书的封皮上，磨损的痕迹恰好显出“箴言”二字。他转身往回走，脚步比来时轻快了些。天井的积水映着渐渐亮起来的天光，檐角最后一滴雨水落下，“嗒”的一声，清脆，圆满。他知道，明日镇上的日头，会晒干石板路，晒暖老槐树，也会晒着那口依旧满盈的陶缸。而有些故事，就像河底的卵石，水流过去，它们还在那里，被岁月磨得越发清晰、温润。智慧人的口，播撒生命；愚昧人的腹，吞咽罪孽。这日子，终究像脚下的路，一步一脚印，各自通向着该去的方向。

远处山峦的轮廓在暮霭中柔和起来，第一颗星子，怯生生地钉在了渐渐泛青的天幕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