墙角的影子越拉越长，暑气裹着尘土的味道，沉甸甸地压在耶路撒冷的石阶上。我，一个老眼昏花的祭司，坐在自家窄小的院中，手里无意识地揉着一把枯干的薄荷叶。日子像被晒褪了色的麻布，灰扑扑的，看不出经纬。忽然，那熟悉的感觉又来了——不是声音，是一种重量，压在心口，让周围的空气都凝滞了。我知道，是他的话临到了。

我闭上眼，不再是这院落，不再是这暮年躯体的滞重。我看见一只巨大的鹰，羽翼宽阔得能遮住半片天空，翅膀末梢的铁青色在日光下闪着寒光。它从北方来，带着高山雪顶的凛冽气息。它飞到黎巴嫩，并非为了掠食，动作里有一种近乎威严的从容。它拧掉香柏树最高的嫩梢，不是撕扯，是“拧掉”，那动作精准而决绝。我甚至能听见树梢离开主干时，那细微而清晰的断裂声，带着树木汁液清苦的味道。

那嫩梢被带到贸易之地，一座熙攘的城。鹰将它栽种，不是随意插在土里，是“栽种”在丰沛的水源旁，像栽种最宝贵的幼苗。嫩梢发了芽，渐渐长成一株蔓延的葡萄树，矮矮的，匍匐在地，枝条却柔韧地伸向那鹰，根须也深深扎入它脚下的沃土，从那里汲取水分。它成了一株依赖的、繁茂的葡萄树。

景象还未褪去，另一只鹰出现了。这一只羽色庞杂，身形也略小些，气势却带着几分焦躁。那葡萄树竟动了心，将它的根须悄悄从第一只鹰给予的沃土中拔出，弯弯曲曲地向第二只鹰探去。它甚至将枝叶也转过去，指望这新来的能给它浇水。何等愚蠢！一株已经被栽种、已经得生的树，难道能轻易被拔出、迁徙，再重新栽活吗？当东风吹起，干热的焚风刮过，那株脚踏两只船的葡萄树会怎样呢？它的根须悬在半空，它的枝叶无所依傍，必在它原本繁茂的畦中枯干，不用大力，轻轻一折，便成碎秸。

景象如潮水般退去。我睁开眼，手心被薄荷叶的汁液染得一片凉湿。暮色四合，远处的圣殿山只剩下黝黑的轮廓。我的心被刚才所见塞得满满当当，又痛又明白。那第一只鹰，无疑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。那香柏树的嫩梢，就是我们的王约雅斤，连同城中的贵族匠人，被掳往迦勒底之地。巴比伦待他们不薄，立西底家为王，与他立下庄严的约，要他作一株安分守己、依附而存的葡萄树。

可西底家啊，我们的王，你为何要转眼仰望埃及呢？那第二只鹰，法老的援兵，虚浮的应允，怎比得过已然立定的约？你派遣使者，背叛那只将你栽种的鹰，指望从南方的泥沼里得着滋润。这背叛岂能成功？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的约，你竟看为平常，背弃了。你的根要被拔出，你的果子要归于无有，你的嫩叶要枯干。东风，那来自旷野的审判之风，必将你和与你同谋的一同烧尽。

我颤抖着站起身，腿脚有些麻木。院墙外传来归家的脚步声，妇人的低语，孩童的嬉笑。这些寻常的平安，在这比喻之后，显得如此脆弱，如同沙土垒砌的墙垣。我知道我必须将这些话说出去，不是用激昂的语调，而是用这沉痛到骨髓里的明了。这比喻里没有复杂的征战画面，只有一株葡萄树愚蠢的抉择，和它必然的、干枯的结局。比刀剑更锋利的，往往是自己的愚妄。

我慢慢走回屋内，点亮一盏陶制的油灯。火光跳动，将我的影子巨大地投在墙壁上，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。我铺开皮卷，却许久没有落笔。最后，我只写下一行字，墨迹在粗糙的皮面上有些洇开：

“葡萄树啊，你当思想，你的根在何处。”

夜，深了。远处似乎传来隐隐的雷声，或许，那东风已经在路上了。